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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解释立场而非解释方法问题，才是当代美国宪法学的主要争论所在。

解释立场而非解释方法问题，才是当代美国宪法学的主要争论所在。

而对宪政共和主义来说，卢梭式的思考取向很容易造成多数专制的谬误，将宪法建基于国民意志之上也将导致体制的不稳定。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形式，代议制都是必须的，否则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形式，因为立法者绝不能只由一个人来担当。

参见前引[9]，郭廷以书，第368页。参见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56页。五、简短的结论以民初立宪共和的启蒙图景为历史线谱，将其与共和的知识图景进行比较分析，并在当代共和复兴的背景下进行一种反思性认识之后，如果跳出历史图景的局限回到当下，共和之路又在何方？从共和的历史脉络来看，在经历了人民主权或者民主转型之后，共和主义已经分化为两条路径：一为民主共和主义，与民初所呼吁的主权在民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整体上以卢梭等学者的学说为主旋律[34]改良派对此置之度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以及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即着力进行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另一种情形是认为宪法文本是为了向由自利个体所组成的利益团体提供规则。[117]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代表梁启超又指出，民主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且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予以佐证。[18]黄遵宪指出：(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

[32]这种全新的开端，并非进化论意义上的开端，而是人类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那些对后来的政治图景具有启发意义的故事。由此，也可以理解史学界的倾向性结论，即共和革命派获得优胜，甚至全胜。参见李晓东：《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肖克彦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影响》，《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2期。[12]这些论战内容表现在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族立宪者盍听诸》，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之中。

相比较而言，政治科学家则至少懂得如何避开历史学家的陷阱。参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王书成，法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44]See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73.[45]参见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可见，各种政体形式有如万花筒一般在民初历史图景中昙花一现。可以说，孙中山所呼吁的打倒满清王朝，建立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41]一方面划清了共和与专制的明确界限，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现代革命与共和的交融特征。

如法国大革命，由于受卢梭、西耶斯等理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权威意识，很快陷入了关于制宪权与宪制权的悖论：既然制宪的权力先于宪法，便必定是非宪法的，那么又如何以非宪法的权力为宪法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呢？阿伦特指出，法国大革命致命的大不幸在于，没有一个制宪会议拥有足够权威来制定国内法。[109]See Donald Earl，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p.35.[110]前引[44]，Ch'ienTuan-sheng书，第72页。该党认为总统之性质地位权限，均根于宪法，若先举总统后定宪法，则不惟本末倒置，且未来宪法中对总统的约束，将被视为因人而设，届时岂非百口莫辩。经过两年多的辩论，《新民丛报》败下阵来，于1907年停刊，而《民报》则继续挥舞共和的旗帜。

须注意的是，个人统治的对立面并非仅为多数决，议会制也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多数决，因为多数原则是决策这一过程所固有的，故而存在于一切政府形式之中，包括专制政府。[97]也如佩迪特所言，共和国中需要宪法约束，同样需要民主控制。

[8]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页，第22页，第25页。[44]比较来看，英国也颇为类似。

从法国的经验来看，为了防止出现阿伦特所说的，寻求一种绝对性来打破一切开端都不可避免要陷入的恶性循环是徒劳的，因为这种‘绝对性本身就存在于开端这一行动中，[65]法国革命中的每一部宪法，虽似根据食谱如法炮制出来的布丁，但他们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阻止革命的浪潮。虽然两者都以人民观念为本，但对卢梭而言，形成普遍意志的民主过程优位于个人权利以及宪政体制，因为主权者可以决定共同体之任何事务，只要其决断是以制定抽象普遍的法律为之。(二)偏离共和：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得以出台。[94]不过，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73]即使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意图篡权的袁世凯，也受制于民初共和国的南京临时参议院，须由其宣布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3]参见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11]先后参加者，《民报》方面有汪兆铭(精卫)、胡汉民(衍鸿)、陈天华、章炳麟等，《新民丛报》方面为梁启超等。相对于非立宪主义的国家来说，现代立宪主义国家的成立，可算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亦即是说，立宪主义国家的创建是值得争取的，从非立宪主义国家到立宪主义国家的过渡，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42]严复：《原强》，载《戊戌变法》丛刊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1页以下。[126]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以下。

公民德行是共和主义的价值之一，不过当代共和理论的新秀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特别指出，共和主义的核心范畴是法治，而不是公民德行。杰斐逊将其提升到比法律更高的地位，赋予新的国内法和旧的道德规范效力的，并不是合理理性，而是一种神启理性，是理性的光芒。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孔多塞(Condorcet)的断言，即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帝权太重、内政不修，加上财政枯竭、军事废弛，[8]全面的政治革新运动势在必然。[6]郭绍敏认为，国内史学学者的社会科学理论训练普遍不足也为当前的主要问题。可以说，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的观念无法分开，即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而且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将被讲述，不管之前是丝毫不知还是已略有所闻。

在革命之后的历史情境下，革命党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享有了革命及共和给他们所带来的权威基础。[87]在人民不能实质性地享有政治自由而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形之下，基本权利的文本化对于共和的实现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72]《说国民》，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3页。进入专题： 立宪共和 辛亥革命 现代革命 共和主义 。

参见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43页以下。[25]两者实不可同日而语。

[112]民初未得以施行的天坛宪草采取的便是联邦自治形式。[37]颇值玩味的是，保皇派代表康有为虽反对革命，却疾呼民权，且在中国可谓是与民主主义相通之民权概念的首创者。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第6条），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第16条）。[25]冯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载前引[1]书，第1565页。

由此，地方军阀所寻求的是所在省的权力自治，意欲摆脱中央控制，可以进行地方权力独裁，而不是给人民一个自治的政府。[89]相比较来看，法国国民议会在1789年8月颁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并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第3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125]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议题从静态的宪法文本或天赋人权导向了动态的法治及制度运转。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们将会为共和国抵御机运的突变，而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随着他的倒下，他的事业也将化为乌有。

随后总统选举会终于成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阿伦特对于史学局限性的论断。